受强降雨影响 4月21日部分途经京九铁路普速列车停运

构建争议解决型诉讼，争议解决型诉讼要求处理案件应着眼于解决实质争议，而不能满足于形式法治主义，同时解决争议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要多调解、多协调，只要紧紧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充分运用各种判决方式把问题处理得具体到位，行政诉讼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弊端就能得以缓解。

这为我国民法典积极回应宪法对于家庭关系的建构和指引，同时又不削弱其私法本质提供了规范内涵内在统一性的基础那么，在来源已定的背景下，宪法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可能实现吗？是否只有另起炉灶才能实现自主性？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将引导我们以当下中国的宪法学知识体系为对象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和评判，并找到宪法学知识体系发展的中国之路。

我国宪法经济权利范畴存在不可完全通约性，人民主权与公民经济权利、公共财产权与私有财产权、职业自由与劳动权这三者相互间并不能简单通约。宪法学理论不仅应该在现代法治理论框架下解释中国宪法实践，从而避免自说自话，即解决中国在为外界不理解自己的政治制度而苦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反思，是否已经向外界进行了清楚、准确、全面并且能够为外部世界所理解的自我表达呢？还应该通过对话与交流解释世界，从中国的宪法实践中发现普遍性原理和规律，为其他国家的宪法实践提供理论借鉴。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正在逐渐形成和完善中。这个知识体系的直观、具体的表现形式可以从宪法学学科体系和一般宪法学的内容体系中展现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摆脱了专制统治，实现了个人独立和平等，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宪法学的现有知识体系是自主的吗？很显然，我们走在自主性的道路上，但是距离成熟和完善还有很远的距离。如何在数字社会以法治的原则和方式维护人的主体地位，如何使既有的社会秩序所代表的权利义务平衡、社会安全稳定、行为的可预期性保持在一个审慎的变迁节奏中，不因数字技术的发展而面临快速消解，是法治实践面临的时代之问。在1884年11月以刚性宪法为主题的第二次讲座中，布赖斯还专门以美国宪法（包括美国各州宪法）为例，讨论过刚性宪法的优缺点。

为了避免这样的误解和错误继续下去，必须重申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的历史起源。宪法学研究的严谨性有待加强。1884年11月19日《牛津杂志》上一篇名为布赖斯教授讲座的报道称，布赖斯的讲座题为宪法——柔性与刚性，吸引了不少听众。根据前文的考证，布赖斯于1884年11月在牛津大学的两次讲座中首创的是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而并非中国宪法学界普遍认为的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概念。

此处的固定宪法与可动宪法，即本文所言之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布赖斯在该书第三章的标题之下附有一段脚注：本文最初以两次讲座的形式出现于1884年，在那时便已提出了文中用以描述两种宪法类型的柔性与刚性概念。

而且，四十年来，几乎所有的中文宪法学和比较宪法学著作（教科书），都是在列举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分类之后，继续论述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之分，将两者并举。此后多种主流宪法学教科书蹈袭此说。1917年，被誉为民国法学摇篮的朝阳大学推出了一批由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法科讲义。书成之后，就有读者写信给布赖斯，称他为英国的托克维尔。

而在布赖斯身处的十九世纪后半期，法学界主流的宪法分类是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比如，当今中国各大法学院所必须采用的一部宪法学权威教科书就认为，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是英国法学家詹姆斯·布赖斯提出的分类方法。正因如此，自1947年以来，日本学界的宪法学历代著名学者，比如宫泽俊义、芦部信喜、小林直树、伊藤正巳、鹈饲信成、佐藤功、小嶋和司、长谷部恭男、井口文男、大石眞，均非常关注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他们称之为硬性宪法与软性宪法），及其应用问题。托克维尔在书中比较了当时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宪法修改程序后，得出一段广为后世引用的结论：在英国，议会有权修改宪法。

相应地，在另外一些国家，由最高权力机关通过一部宪法或者一套宪法性文件规定政府的性质、权力和职能，这些国家的宪法具有超越其他普通立法和普通立法机关的地位，且无法轻易更改。因此可以说，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尽管是布赖斯首创，但却是由他和戴雪两人协同完善，共同传播到全世界，而这其中就包括中国。

在1885年之后推出的第二到第五版中，戴雪一直沿用我的朋友布赖斯（在一份尚未发表的演讲稿中）已经欣然地将英国宪法命名为柔性宪法的说法，并未给出任何注解。布赖斯毕业于牛津大学，虽然后来投身政界，但1870-1893年间一直担任牛津大学民法讲座教授，个人档案手稿完整地保存在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查阅相关档案手稿目录可以发现，1884年他所作的关于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的两场讲座，著名的《牛津杂志》有非常详细的报道。

也正是缘于那次旅行，实地体会了美国成文宪法的实施情况之后，戴雪才开始有了写《英宪精义》的想法。张先生为该书撰写的宪法分类一章，还曾收入李步云先生主编的《宪法比较研究》，在中国学界传播极广，影响极大。比如，曾任教于朝阳大学的郁嶷，便在中国大学编印《比较宪法讲义》，介绍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而在其他一些国家，这样的法则要高于其他法律，非一般立法机关所能及，只能通过某些最高权力机关来制定或者修改。近些年，随着日本修改宪法的呼声不断高涨，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再次引起国际学界重视，显示出持久的生命力与现实意义，值得重视。1883年，逗留美国期间的布赖斯还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开设研讨课，专门讨论、批评《论美国的民主》。

为了感谢戴雪的大力支持，也是为了纪念两人之间长久的学术友谊，布赖斯将他的《美国平民政治》题献给我的朋友和同事戴雪。布赖斯提出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主要是希望化解原有的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分类造成的解释困境与概念误导，超越和取代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概念。

而考证的线索，还得从布赖斯的讲座入手。除了美国宪法出现后所带来的现实挑战和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之分的概念困境之外，布赖斯提出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的第三个背景，则是为了从理论上回应托克维尔的质疑。

此后，他继续在自己的著作和论文集中反复强调这一观点，并认为此前学界长年将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的概念之分归功于布赖斯，是一种张冠李戴的错误。由此可见，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的首创时间在1884年，由布赖斯以讲座的形式提出，后来收入他在1901年出版的《历史与法学研究》一书。

不过，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宪法相对容易修订，可以随时补充完善。一、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历史溯源 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大厦建立于基础性概念之上，所有的基础性概念，皆有其奠基者，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也不例外。在此背景之下，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区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中国宪法学界的主流宪法学与比较宪法学著作（教科书）将两者合而为一，以为布赖斯在1884年便出版了《历史与法学研究》。

戴雪在整段引用了托克维尔的论述后，总结了英国议会主权的三大特征（议会可以改变任何法律、宪法性或根本性法律与其他法律没有区别、没有任何个人或者机构有权宣布议会制定的法律违宪），然后笔锋一转，表示上述三大特征正好体现了英国宪法的柔性（flexibility），我的朋友布赖斯（在一份尚未发表的演讲稿中）已经欣然地将英国宪法命名为柔性宪法。那么，到底首创于哪一年呢？其实，只要读一读《历史与法学研究》第三章的原文，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众所周知，现行的日本宪法起始于1947年，系在美国军队占领改造之下完成，其中第九条放弃了战争手段，不保持战争力量，因此这部宪法又被称为和平宪法。但是，戴雪的《英宪精义》中还有一段被很多人所忽视的文字。

《英宪精义》出版之后，大受欢迎，多次再版。2015年，张庆福先生新版的《宪法学基本理论》依然认为，布赖斯在1884年第一次提出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分类方式。

而且，朝阳大学的一些教授还在其他学校兼课，同时编印宪法类讲义，传播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与布赖斯的《美国平民政治》一样，其好友戴雪在《英宪精义》中详细论述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目的同样是为了驳斥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关于英国根本不存在宪法论断。留学日本归来的程树德根据自己的讲义出版了《比较宪法》，书中关于宪法之种类及范围一节，即详述了布赖斯的宪法分类，以及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之区别。二、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出现的历史语境 从1884年11月布赖斯在讲座中提出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到1901年他正式出版《历史与法学研究》详细阐述这一分类，前后之间将近二十年时间。

收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何华辉著《比较宪法学》也认为，1901年布赖斯将宪法分为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美国知识界早已熟悉他的名字和著作。

受其影响，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些宪法教科书开始采用这种新说法。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言，自从1970年代末中国恢复法学教育以来，直至今日，几乎中国所有的宪法学和比较宪法学著作（教科书）都会提及布赖斯所首创的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足见这一概念的生命力与学术价值。

更有甚者，一些教科书还认为，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的首创者同时也是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概念的提出者，错置了两组概念的关系。日本学界和政界运用刚性宪法概念讨论修宪问题的论文，也是比比皆是。